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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背后”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本站小编

● 倪文尖 张爱玲确乎已经热过了头,而关于张爱玲,我们还是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说法:“张爱玲很特殊,绝对是个异数”。但我们仍需要分辨,在什么样的范畴和语境里,张爱玲是特殊

● 倪文尖  

张爱玲确乎已经热过了头,而关于张爱玲,我们还是常常可以听到一种普遍的说法:“张爱玲很特殊,绝对是个异数”。但我们仍需要分辨,在什么样的范畴和语境里,张爱玲是特殊的;我们还应当追问,又有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眼界——包括所看到的,也包括所看不到的——才将张爱玲自所从来、并不特殊的方面,也看成了“特殊”。最起码地,在我看来,哪怕张爱玲的文有“仙”一般的才,张爱玲的“人”却无论如何仍是生活、成名在“人间”,具体地说,是在40年代的上海,或者更确凿而言,是在上海的日据“沦陷”时期。——这些当然都是基本的逻辑,常识,无甚特异,也无甚高雅,然而读多了张爱玲,我最根本的一点收益就是,对那种“结实的真实”,那种“简单健康的底子”〔1〕的珍视。

张之“特殊”说,毋宁干脆名之为“张爱玲神话”,由来已久。有关它的形成、演化里只能稍略谈及几点。第一,张爱玲本人要为这神话负部分责任,倘若名门之后是命定,那么早年的奇装炫人、中年以后的闭门谢客,乃至临终特立独行的仙逝方式,等等,总难免制造神话之嫌;第二,大量的“张迷”让“张爱玲神话”拥有一大批消费者,更增添了神话的魔力,使之能够不断有效地扩大再生产;第三则是有关张爱玲的研究。或许张写的是一手“那么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2〕,太流光溢彩,耀眼夺目了,单是在张的文本里,炼字、妙喻、象征……就闪烁着无尽的宝藏,所以张爱玲研究的第一大历史特色是,结合了中国古典“点评”鉴赏与西方现代“新批评”方法的“文本细读批评”异常发达,也由于张的身世、行状、个性太神秘玄奥,让人禁不住地有“看张”的欲望,所以,即便张的生平材料万难寻觅,那种“传记批评”还是相当风行;又大约是张的作品“眼界小,然而没有时间性,地方性,所以是世界的,永久的”〔3〕缘故, 像李欧梵、王德威等教授皆以张的“世纪末”情结、“颓废”气息为重,所以张爱玲的人性深度、人类高度的形而上阐释一贯不缺,所谓“哲学批评”的空气始终弥散在“张学”界〔4〕。但无论如何,毋庸讳言, 那种论及别的作家时常用的,甚至易沦为“庸俗”的社会学批评却长期地属于薄弱一环,确乎很值深思;而个中原因,倒并不复杂,柯灵老的名篇《遥寄张爱玲》里:“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一针见血,已经点破大概,是因为,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在一个“暧昧的时代”,而张爱玲其文其人不能不承认与之具有某种同构、共生的关系。立于民族感情之大是大非,碍于“民族主义”之障,太多偏好张爱玲的研究者不忍睹张的“背后”,以为“不洁”,从而“为尊者讳”。

殊不知,他们的放弃却正为简单、肤浅、不实的“汉奸说”〔5 〕空出了地盘,“张爱玲神话”的背后反而拖出一条恶俗而又割不断的尾巴。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依我看来是,不睁开眼仔细看看张爱玲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文学传统,就得不到活生生的一个普通人张爱玲的形象——我们知道在张的辞典里,“普通人”是个不简单的称谓,我们就很可能失去张爱玲的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6 〕另具深度甚至格外重大的所指,从而丧失一趟正面遭遇历史老人的复杂、奇谲、吊诡的绝好机缘。

我想从“张爱玲与胡兰成”读起。它是“张爱玲神话”的重要组成,又差不多是张爱玲研究的一个禁区。然而,当我读过胡兰成的《评张爱玲》、《张爱玲与左派》,以及《今生今世》〔7〕, 透过胡文与张文多处的观念、观点乃至关键字句的互相映证〔8〕,我倒是想说, 胡、张的一场乱世之恋,其必然性非但有着“情”的因缘,更是有其“理”的根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9〕,在张爱玲那里份量很重, 不是可以随便赠人的。

据胡兰成回忆,他初次见到“张爱玲”这名字并发生极大的好感,是因为一个不足万字的短篇《封锁》,“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10〕这似乎提示着我们,可以从《封锁》入手看胡兰成“懂得”了张爱玲什么;而由于《封锁》所写的人事发生在一种封闭、隔绝的空间,张爱玲当时所处的上海在整个中国的位置,也是封闭、隔绝的,这二者有着相当惊人的同构性,所以这篇小说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大家抱有一个企图,通过解读《封锁》来解读张爱玲,为什么在“沦陷”的上海这样一种“封锁”的空间里,创作的欲望和成就都抵达了巅峰。

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像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蟮,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蟮,没有完、没有完……开电车的人眼睛盯住了这两条蠕蠕的车轨,然而他不发疯。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11〕

胡兰成是有眼力的,这一、二节可谓字字玑珠,值得细读。“开电车的人开电车”,劈头一句就不同寻常,或者说是太过寻常了,正是这一种主谓间的重复表明了一种颠扑不破的东西,最是“底子”的事实,它虽庸常,却也最为根本,属于“该是怎样就是怎样”的人类生活的常态;而文题“封锁”的涵义正在于打破这种庸常“底子”状态,“封锁”属于非常态;这样,小说从一开始便形成了常态与非常态的张力,预示着《封锁》将可能探讨常/非常的界限及其与人的状态的关系。“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没有完,没有完”,日常生活就是如此重复,无聊,不堪;“然而他不发疯”,似乎有些突兀,似乎特别费思量。“然而”一词总是表示语义的转折,可是这个“然而”转的什么折,字面上并没有,原来它是在话语的“潜台词”层面,即一个“然而”表明了言路上先有这么一层意思,“没有完,没有完”的庸常是可能使人发疯的,这就使人觉得言说者超越了庸常,有一否定、排拒常态的向度;但是,话语的最终表达是“不”发疯,则又表明言说者深刻透底之后还是返朴归真,肯定了“没有完,没有完”的庸常,也最终肯定了常态;固然这种肯定已经是“否定之否定”的结果,已经有了几许无奈和怅惘〔12〕。“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假设句似乎又是什么也没说;但假设并非虚设,“封锁了。”三字一句,三个字一个句号,短促有力,斩钉截铁,不容置辩,不容无视,它是前提性的事实:“封锁”“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就这样,好比是演戏,大幕徐徐拉开时,张爱玲不单单安排好了道具、布景,还通过音乐,灯光等等制造了气氛与效果。且看人物如何表现了。人物很简单,一男,银行会计师吕宗桢,一女,大学助教吴翠远;故事,也很简单,在“封锁”当中,在一辆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电车里,这一男一女迅速地堕入情网,甚至到了议及婚嫁的地步;而“封锁开放了”,“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吕宗桢回到他并不如意的婚姻生活中,吴翠远也得在“都是好人”但“不快乐”的家里过下去。

关键是在解释,为什么在如此境遇里人物有如此戏剧化的举动?我注意到有种解读颇有启发性,它发现是因为“封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一辆‘欲望街车’——让他们受压抑的欲望在瞬间得以发泄”〔13〕,正是在一种“封锁”的境遇里,人的自然欲望、人性反而得以释放,真情流露,使人能够处于小说提到的所谓“真人”状态;而余斌从他一贯的人性视角出发,更是得出了存在主义式的命题,“封锁中人性是开放的,而在通常的情况下,人性反处在封锁之中,人性偶然短暂的开放不过是个‘不近情理的梦’。有形的封锁的开放使人回到更持久的无形的封锁之中,人性真相总是被遮掩起来,而这正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常态就是对人性真相的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处境的象征”〔14〕。

应该承认这样的解读是有较充分的文本证据的,而且说实话,这也相当有利于我更进一步的引伸、发挥。但是,在此我还是不能够回避文本里客观存在的“解构点”、“裂缝”。吕宗桢是在“封锁”中才与吴翠远调情的,但全部是因为“封锁”隔绝了一切,从而敢于放纵了自己吗?不是的,文本里很显眼,宗桢之所以调情,还有个更实在的推动力:“偏偏他一抬头,瞥见了”他一个亲戚董培芝,“培芝是一个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一心只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而目标就是吕宗桢才十三岁的大女儿,“吕宗桢一眼望见了这年青人,暗暗叫声不好,只怕培芝看见了他,要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向他进攻。若是在封锁期间和董培芝困在一间屋子里,这情形一定是不堪设想。”吕宗桢才“一阵风奔到对面一排座位上”,无意识地坐到了吴翠远的隔壁;是翠远先“回过头来,微微瞪了他一眼”,使他觉得被误以为“不怀好意”了;而在“董培芝毕竟看见了他”,宗桢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将计就计,顺手推舟”,“宣布了他的调情的计划”的!

这一解构点对于那样的解读而言并非小节。如果说“封锁”是非常态的话,董培芝的存在则使非常态难以完全“封锁”于常态之外,即在张爱玲那里,常/非常的界限是不可能那么绝对、明确、清晰的,“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15〕张爱玲是一以贯之的,董培芝作为一种“常”的因素介入到了“非常”,问题便复杂化了,严格地说起来,那种建构于常/非常二元对立基础上的解读就不能成立。更进一步言之,吕宗桢之所以要回避董培芝的进攻,不愿意让他娶自己女儿的如意算盘得逞,还是因为“清寒”的培芝竟想娶个“略具资产”的小姐,即,在“封锁”的非常状态下,吕宗桢并没忘了日常的世俗的考虑,董培芝的背后是“钱”这一更为恒常的问题。一旦发现这一点,文本里此前此后的诸多貌似“闲笔”的意义就凸现了:“‘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匀出点时间来找一个有钱的女婿”。钱钱钱!甚至于让宗桢从那浪漫放纵的激情中缓过神来,撕破了他和翠远迅速堕入的情网的,还是——“钱”。

他用苦楚的声音向她说:“不行!这不行!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你是上等人,你受过这样好的教育……我——我又没有多少钱,我不能坑了你的一生!”可不是,还是钱的问题。〔16〕

这样一来,似乎彻底否定了“封锁”对于人的状态所可能有的那种影响,彻底推翻了对于《封锁》的那种解读。但我并不想完全这么看。因为,第一,如果说《封锁》已教我们应在常/非常之间“破格(隔)”的话,我们怎么还可以仍然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看《封锁》呢;第二,从文本的实际看,“封锁”境遇确实是吕、吴二人一反常态、放任欲望的重大因缘;而且我怀疑,探讨一种非常时空同人的行为的关系是张爱玲创作的初衷,比较起来,“董培芝”只是小说家从技术考虑添加的一个情节动力源;第三则是句更大实话,以我一贯的关心“背后”的视角,那种“封锁中人性是开放的,封锁反而使人的自然欲望得以释放”的解读,还正是我深入窥测张爱玲的一个不错的起点。

很显然,“封锁”的背后是战争,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就是说,张爱玲的作品,至少是《封锁》,写到了当时的现实,写到了那场战争;而张爱玲对于战争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玩味的。

街上一阵乱,轰隆轰隆来了两辆卡车,载满了兵。〔17〕

固然在《封锁》里,战争也只是作为背景来虚写。这一句已经算文本中唯一的实写了,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兵”字,“兵”既非“敌人”又非“战士”,是完全中性的。考虑到是在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写作,张爱玲使用这个“兵”字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在此处追求微言大义大概便属于那种“过度阐释”了。但重要的是“兵”所造成“封锁”在张爱玲笔下竟只引发了一段奇异的恋情,而这不由得我们不想起所谓“倾城之恋”,想起张爱玲的名篇《倾城之恋》。

《倾城之恋》里的战争要实得多,所起的“作用”也要大得多。仿佛是接着《封锁》继续探讨战争与男女关系的问题,《倾城之恋》中的一男一女,范柳原“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白流苏“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18〕,一个“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一个“把婚姻当职业”〔19〕。他们的高级调情在战争之前已经开始,并且有些难以收拾。

“于是来了战争,柳原和流苏逃难做一起。”〔20〕这战争,如张爱玲所说,流弹的“那一声声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籁籁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动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21〕而更要紧的,是这流弹与炸弹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变成很少说话,却彼此需要着、关切着的夫妻,使得一首最悲哀的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谐老”至此在真实的人生里找到了注脚:

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22〕

我们应该看到并承认,张爱玲对于战争的看法确实并不像人们通常所希望、所想像的那样。比较《烬余录》中所写“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在小说虚构里,张爱玲似乎更添加了别的内容。自然这并不是说张爱玲对战争就没有常人所有的畏惧与愤恨,港战断送了她毕业之后赴英国深造的可能,也不可能不在她心中投下阴影。但是,战争给予张爱玲更透彻的感受是: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23〕

这里有无奈的叹息,而最终落在对“事实”的发现与认定。换句话说,是战争使那些“结实的真实”,那些作为“底子”的事实凸现了,使人的基本欲望得到了扩张的可能,使人把捉住了一些实在贴身的东西;对于吕宗桢、吴翠远来说,战争使他们在“封锁”期间空前绝后地体验到了做个“真人”的“快乐”;而对于白流苏来说,战争更成全了她梦寐以求的婚姻、可靠平实的生活。联想到白流苏是从“住不得了!……住不得了!”的白公馆(“老中国”)挣脱出逃的,这些是否意味着,张爱玲对战争甚至怀有某种朦胧亦或天真的期待?期待战争在“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这些所付出的代价之后,能“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能打碎“老中国”的旧生活秩序,带来一个“将来到底……理想的国家”、“太平的世界”〔24〕,带来“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25〕。

“安稳”无疑是理解张爱玲的关键词之一,却同时也是误解张爱玲的一大源头。一般来说,“安稳”总是物质性的,而人们也因此常常认为张爱玲偏向世俗的物质的享受,这多少有些道理;但倘使再跨一步地认定张只要“物质”排拒“精神”,则相当不准确了。《我看苏青》里写道,苏青理想中的生活“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而这里面的一种生活空气还是早两年的,现在已经没有了。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人住自己的小洋房,天天请客吃饭。——是那种安定的感情。”从“然而”“当然”以及一个破折号间,可见“安定的感情”,情感的、精神的因素是“安稳”的重要内涵;张爱玲还说:“说到物质,与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开的。可是我觉得,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感到昏朦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就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从这精妙的譬喻里,更可见在张看来,“精神”性的因素甚至还是格外重要的。另外,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解释:“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爱,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又是一个精彩的比喻,说明她笔下的人物之所以给人一种只爱物质的错觉,是因为最低限度的东西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而且还未必抓得住;从而使他们无暇顾及精神,顾及最低限度以上的种种人生的必备物。而这也多少是张爱玲自身的情形,《我看苏青》里有一段发自内心的自我辩解,“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擘开生死路’那样的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张爱玲强烈的“主角意识”,在她看来,与其要“我们变得寄人篱下”的将来的“太平的世界”,还不如我们“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这是张爱玲最深层意识的暴露,话说出口连她自己也多少有点后怕,所以她在《我看苏青》的结尾紧接着写道:“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象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张爱玲在此用她的想像,创设了她的“镜像”,借苏青之口(脑)来消解,“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大概是艺术吧?”艺术者,Art是也,虚构的吧, 至少也是蹈空的审美的吧,而不是实在的人生选择或者社会政治选择!即便如此,“我”也还是“说不下去了”。

所以,是否能依据张爱玲对于战争的复杂态度,就证明了张爱玲背后有那条恶俗尾巴呢?我觉得不这么简单。一方面,“大乱必定大治”式的传统中国史观,近代以来又掺入了那种“进化论”,“大治”就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历史期待,在历经百年不散的“大乱”之后,人们不免形成促使乱乱到尽头——即鲁迅所谓“极期”——而达成“大治”的思维方式,张爱玲不过是又一个例子罢了〔26〕。另一方面,即使张爱玲的特殊在于,她是成名在日据“沦陷”区,她对战争造成的“沦陷”“封锁”确有一套非同一般的看法,即使张爱玲的辉煌鼎盛同“沦陷”的大背景有相当深广的关联,我们也不能够为一些表面的联系所迷惑,我们仍然需要辩析张爱玲亲和、认同的究竟是什么,是战争?是“沦陷”?还是战争与“沦陷”背后的东西?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松解答的问题,但惟有追问到这里,我们才可能开动更大的想像力。

以我所见,台湾作家杨照是这方面的第一个追问者。他的答案是:战争造成了一个大的毁坏时代,无常变幻的局势,所以才有了张爱玲立足发挥的文学空间。“她的文学,以及她籍由文学所得来的名声,其实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毁坏时代的真空状态上”,“偏偏和她性情、天分、出身最相亲最适合的就是败坏的局面”,“因为以虚无衬底才浮显出来的某种东西,是只有她能写的,也是她真正能够傲于世人的本事”〔27〕。这就是说,张爱玲并不亲和战争与“沦陷”本身,她偏好的是战争所造成的败坏的、荒凉的结果,是在审美的意义上,由于张爱玲特别的完全个人性的原因,张爱玲与战争有了某种曲折的“利益关系”。这一解读的价值在:引入了艺术的审美的因素,所以切断了“庸俗社会学”直线型关联。这样,既不回避问题,又抽空了“汉奸说”的前提。但是在我看来,这一解答还是太过“诗意”了。我们知道张爱玲在最高层次的意义上,才认为唯荒凉乃人性的、人生的、人类的实有;但“高处不胜寒”,张爱玲一般总是要从高而降,“在这不可靠的世界里,要想抓住一点熟悉可靠的东西”〔28〕,在满目荒凉里寻找一些慰藉,哪怕这慰藉终不免落花流水去,甚至在把捉住的当时,心底已经清楚一切皆虚无。而这样“一高一低”、“一虚一实”方属于张爱玲最本真也最难学的特性,完全的“诗意地栖居”还不能充分地解释,张爱玲为什么和40年代“沦陷”的上海有那么深切的皈依。

比如,它就不能解释,既然张爱玲那样沉醉于荒凉,她怎么又会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怎么又会视“荒凉”为“威胁”,为负面。我觉得要解开这个疑点,关键在于深刻详尽地理解《〈传奇〉再版的话》里那完整的一段名言: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开头一句意思是“时代”比“个人”仓促。人们一般总是说,“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让时间来证明”,即“个人”总要比“时代”、比时间、历史来得仓促。《自己的文章》中“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以及《我看苏青》里有关苏青的一段话“如果感到时间逼促,那么,真的要说逼促,她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所谓比“个人”还要仓促的“时代”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时代,像所谓“她的时间”是指“最适合她,而她也最如鱼得水,活得来劲的一段时间”一样,那个“时代”指的是那“个人”并非“寄人篱下”而起码“求得自己的平安”〔29〕的时代。举个例子来说,对于像美国巴顿将军那样的视战争胜利为生命的人来说,“二战”提供了一个“他的时代”,倘使战争结束了,那么巴顿将军活着都觉得没劲。就巴顿而言,“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的确是如此。总之,仓促的是属某个人的时代,而“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主语则也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在破坏中,还将受到更大的破坏。问题在于“这个时代”是什么?这样,理解“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便成为问题的关键,而关键词就是“我们的文明”。什么是“我们的文明”?或者说“我们的文明”指什么?

概而言之,对此论者形成过两种意见。一是从那种形而上地解读张爱玲的视角出发,以为“我们的文明”即是“人类的文明”,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的文明,从而这段话被用来为“张爱玲具备人类意识、虚无意识”等等论点服务。我不想说这段话不可以作这样的解读,我只是觉得有必要指出,如果上述有关“时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话,那么,从上下文的关系来看,这里的“我们的文明”确乎应当相对具体地来理解;而在落到实处地理解了“我们的文明”的具体内涵之后,也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抽象地理解、肯定张爱玲超越性的人类价值。

比较起来,第二种意见还没那么明确,它是许多人懵懵懂懂的感觉,以为张爱玲那种“荒凉”与不安,也多半是来自于中国近代以来不断的外族入侵,连年战乱,尤其是当时近在眼前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样,“我们的文明”——我替之“明朗化”一下——基本上就变成了“中国的文明”。很显然,这一理解是更经不起推敲的。因为,“中国的文明”的内涵仍很复杂,如果它指的是古代中国的文明,那么在张爱玲眼里,那一种“我们(中国)的文明”已经“成为过去”,并且张爱玲对此的感受未必可以用“荒凉”来概括〔30〕;而倘使“我们的文明”是指中国现在的文明,那么,当时的中国是分裂而对立,“中国”“空间断裂”的文明形态是相互消长的,笼统地说“中国的文明”“要成为过去”似乎就不通,而“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确指什么,则更加费解了。

另换一路来看“我们的文明”如何?在我看来,那段名言之所以成为理解张爱玲的重要线索,是因为张爱玲在那里交代了自己的深层心理,交代了文本内外的复杂联系;其中,“我们”是张爱玲对她心目中理想的读者而说,“我们”是指“上海人”,而“我们的文明”显然就是“上海人的文明”、“上海的文明”。这意味着,这里的“我们”的准确含义就不是“人类”或“中国人”,而“文明”便不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相对于“野蛮”的所有的文明,而特指现代文明、都市文明。

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文明……都要成为过去”出自《传奇》再版时写作者的话,在文体上属于“序”“跋”性质。这类文体首先是为想像中的读者而写的;而张爱玲心目中的读者是谁,这在《传奇》初版前写的《到底是上海人》中说得再清楚不过: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

而“上海人”在张爱玲看来是一个颇为特殊的群体,它的含义不单单是“住在上海的人”: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面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这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上海人/(传统的)中国人”的区分,而这一对立并非张爱玲纯粹为讨好上海人的一时心血来潮,《倾城之恋》的一组人物对话对之有更细致的探讨:

萨黑荑尼微笑道:“她倒不像上海人。”……(流苏)便笑道:“我原是个乡下人。”柳原道:“……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那自然跟她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

这就是说,如果传统、道地的中国人是“乡下人”的话,那么所谓的上海人的含义之一是“城里人”。不过,这个“城”并不很大,在《心经》人物许小寒眼里,上海的龙华、江湾一带都已算是乡下了〔31〕。而在乡下和上海之间如何选择呢,连《桂花蒸阿小悲秋》里乡下来的“打工妹”秀琴竟然也会说:“乡下的日子我过不惯!”〔32〕

所以,在张爱玲认真的发自内心的认同里,“我们”该是指“上海人”。也只有在张爱玲笔下,才会出现“公寓生活记趣”这样的有关城市生活而比较轻快的文题,才会出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33〕这样的文句;也只有充分地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张爱玲对她姑姑家的那种“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而“天长地久”〔34〕的感觉,才能理解张爱玲“第一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沿盆和煤气炉子”,竟“非常高兴,觉得安慰了”〔35〕的心情。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对于上海、对于城市并非“无条件的爱”,她是“有明了,才有靠得住的爱”〔36〕的。

春天的早晨她走过大西路,看见马路旁边的柳树与梧桐,非常喜欢,说:“这些树种在铺子面前,种在意大利饭店门口,都是人工的东西,看着它发芽抽叶特别感到亲切。”又说:“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37〕

这一情形在胡兰成的记述里出现过两次,可见张爱玲这样的态度、立场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既是权衡再三、深思熟虑的,当然也是坚定的、一贯的。

我想,从文本的“内证”方面来论证“我们的文明”:“我们”是“上海人”,从而“我们的文明”是“上海的文明”、现代文明、都市文明,应该没有问题。至于“上海的文明”究竟何指,概念化地称“现代文明”“都市文明”,乃或用张爱玲的话说是“亚博取款出款速度化商业文明”〔38〕,也仍然没有解决问题。而这在文本内打圈圈已经不行,必须诉诸文本外的社会、历史、文化,是所谓“外证”的工作。

可这并不是我擅长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工作属于社会学家、文化史家。可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上海史”成为显学,上海“租界研究”屡有突破,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所形成的独异于全国的特殊文化风貌已经越来越多地披露、展现。简略地说,由于“上海租界所具备的行政、立法、司法俱全的政治结构,较之其他同类型租界最为完整与有力”〔39〕,租界所设“工部局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民自治政府”〔40〕;又由于上海租界“华洋杂处”,华人人口占优势,上海租界文化是一种“洋泾浜”文化〔41〕;租界在带来种种殖民地气息、媚外倾向、“海派”劣迹之类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搬来了一整套从器物到体制到文化精神一应俱全的西方文明,而且它在总体上是属于西方的英美式的文明〔42〕;在上海的中国人对之从惊异到效法,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与日渐进,逐步在上海建立了一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建立了从金融贸易到文化艺术的世界性的中心;上海以其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成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由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组成的‘沿海文明’”〔43〕,“上海的文明”。

更深入细致地探讨这种“上海的文明”,既不是我力所能及,恐怕也已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这里着重提出一点,在张爱玲笔下,“上海的文明”从来都是具体的形象的,它是张爱玲熟悉的街道、公寓,爱看的橱窗、电影,读不厌的小报、“张恨水”。张恨水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我想以其借代活跃于上海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的“鸳鸯蝴蝶派”作品。在我看来,“鸳鸯派”即是“上海的文明”在文学上的表征与体现,它当然不是个好的代言人,但毕竟聊胜于无;有论者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更肯定它是“沿海商业城市居民文化”或“现代城市平民日常生活文化”〔44〕的信物与证词。而所谓张爱玲的“背后”,从文化上说,正是“上海的文明”,从文学传统来讲,也便是“鸳鸯蝴蝶派”。当然,张爱玲并不完全地归于“鸳蝴派”,正如她自己所说: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45〕

张爱玲以“真实”为尺度,同时取“新派”——“五四新文学”、“旧派”——“鸳鸯蝴蝶派”之长,“并非折衷”地在这二者的背景下写作,终于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由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纳入张爱玲的时候,并没有纳入张爱玲背后的“鸳蝴”传统,所以,张爱玲怎么看怎么“特殊”;更由于论者没有从上海的文化脉络来解读张爱玲,看到所谓“上海的文明”是张爱玲最深刻的认同,所以对张爱玲的社会学批评,要么沦为简单的“汉奸说”,要么索性付之阙如。

追读至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在失去了一个“张爱玲神话”之后,我们获得了张爱玲的背后的更多启示?它包括文学的、文学史写作的,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历史的——或许,张爱玲还在天国看着我们,能否领悟这许多启示呢。所以,重读张爱玲,很有挑战性,在40年代上海文学的框架里谈论一个作家:张爱玲,也还值得一试。

上海

注释:

〔1〕〔28〕语见《我看苏青》,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6月。

〔2〕语见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署名迅雨,《万象》, 上海,1944年5月。收入《永远的张爱玲》。

〔3 〕此系借用张爱玲《诗与胡说》中评论路易士(即纪弦)诗歌的语句。

〔4〕参阅李欧梵《张爱玲与世纪末》《苍凉的启示》, 王德威的《“世纪末”的福音》等文,其释义高度已让人再难逾越。收入陈子善编《作别张爱玲》,文汇出版社,上海,1996年2月。

〔5〕参阅余斌《张爱玲传》第218页有关记述。

〔6〕语见《走到楼上去》,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7〕《评张爱玲》,《杂志》,上海,1944年5、6月; 《张爱玲与左派》,署名胡览乘,《天地》,上海,1945年6月; 《今生今世》,三三书坊,台北,1990年9月, 其中《民国女子》等部分收入《私语张爱玲》。

〔8〕兹举二例:《自己的文章》说“柳原与流苏的结局, 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是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评张爱玲》里分析流苏“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张爱玲说“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胡兰成则认为“制度渗透于一般人的日常生活的各方面,而且到了最深的处所。制度腐败了,人是从生活的不可忍受里去懂得制度的不可忍受的”(《张爱玲与左派》)。

〔9〕此系张爱玲给胡兰成第一封信中的话, 见《私语张爱玲》第147页。

〔10〕见《今生今世•民国女子》。

〔11〕〔16〕〔17〕见《封锁》,收入《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卷。

〔12〕往更深处说,“然而他不发疯”的话语表达是张爱玲某种思维方式的体现。这一句通过一个“然而”,一个“不”表明张爱玲屡屡有相互对立、排拒的两种立场在自己心中“打架”,而这句之妙在于寥寥六个字一句话就将之互文出来。读之,我们极易想起《自己的文章》中的话,“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大家究竟是大家,他/她在随意所见的每一寸,“一寸一寸都是活的”(《自己的文章》),统一的。

〔13〕史书美,《张爱玲的欲望街车:重读〈传奇〉》,《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8月。

〔14〕见余斌《张爱玲传》,第133页。

〔15〕〔23〕见《烬余录》,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18〕〔19〕〔21〕〔22〕见《倾城之恋》,收入《张爱玲文集》第二卷。

〔20〕〔25〕见《评张爱玲》。胡兰成这个“于是”用得好极。

〔24〕在张爱玲那里,一般地说“记忆……比了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自己的文章》),而当下的“现世安稳”(这是胡兰成在他俩的婚书上添加的内容,全句是“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显然有“投张所好”的成份)。是张爱玲人生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不过,张也时常提及将来,似乎在她的笔下有三种将来,一是“新的在滋长中……时代的高潮来到”的将来,确乎偏向于乐观;一是“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将来的荒原”(《〈传奇〉再版的话》),显然很悲观;还有一种是“恐怕要轮到他们(黑种人)来做主角”的“未来的大时代”。这说明张爱玲对于将来未必想得很清楚,或者更准确地说张爱玲并不太关心将来(?)。

〔26〕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里取其同一性的方面而言。在这同一性的背后,我以为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而引起的种种“后发性焦虑”。关于历史,张爱玲说,“只有在中国,历史仍于日常生活中维持活跃的演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中国人觉得历史走的是竹节运,一截太平日子间着一劫,直到永远”(《中国人的宗教》),等等。

〔27〕杨照《在惘惘的威胁中》,《中国时报•人间》, 台北, 1995年9月11日、12日,收入《作别张爱玲》。

〔29〕语见《我看苏青》。这里我还想提请注意《我看苏青》的写作时间,是在1945年的3月。其时距抗战胜利已经不远, 并且上海这前后有多次较紧张的空袭,即是上海的战争感最浓的一段时间,在本文里张爱玲情绪比较低落,说了许多肺腑之言,无论正反两面,都值得重视、细读、批判。

〔30〕这仍牵涉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读,以为张爱玲“怀旧”。为此我再举一证:胡兰成的《张爱玲与左派》引录了张爱玲的诗句:他的过去里没有我;/曲折的流年,/深深的庭院,/空房里晒着太阳,/已经成为古代的太阳了。/我要一直跑进去:大喊:“我在这儿呀!我在这儿呀!”这首诗(此诗是否完整,待考)鲜有人注意,我觉得对理解张爱玲颇有价值,从中可见张爱玲对“他——中国”的过去基本持否定性的意见,因为“他”“没有我”,甚至压抑了我,“我在这儿呀!我在这儿呀!”显见张的个性意识、个人主义立场。

〔31〕〔32〕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第69、187页。

〔33〕语见《公寓生活记趣》,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4〕〔35〕语见《私语》,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6〕语见《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7〕见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另一次记述是在《今生今世》里。

〔38〕语见《谈女人》,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39〕唐振常《市民意识与上海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8月。

〔40〕李天纲《1927: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终结》,《二十一世纪》,香港,1994年6月。

〔41〕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收入《上海研究论丛•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

〔42〕指出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现在学界普遍地意识到西方文化亦非铁板一块,起码就有所谓“英美文化”、“大陆法德文化”之分野,它们在“先发”“后发”上不同,在现代化的方式上有异,在思维方式、文化趣味上也存有差别。近现代中国文化的“正册”受法德以及俄国的影响甚巨,就此一点来看“上海的文明”受排拒也属必然。另外,张爱玲、钱钟书等上海40年代代表作家皆深受英国文化影响,亦非偶然。

〔43〕详见Marie—Claire Bergere 的著作, 如《“The Other China: Shanghai from 1919 to 1949》,转引自白鲁恂(Lucian W. Pye)《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香港,1992 年2月。

〔44〕唐小兵《蝶魂花影惜分飞——漫话“现代性”》,刊《读书》,北京,1993年9月。

〔45〕语见《自己的文章》,收入《张爱玲散文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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