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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男性)资本的性:罗志祥事件与男性共同体


来源:遍地文学 作者:本站小编

来源:澎湃新闻网曾经作为塑造着男性个体的性/别意识、气质和作为与其他男性以及整个共同体形成的互动与联系的性资本,如今虽然依旧承担着这样的旧职,巩固着传统性别制度,区隔着

来源:澎湃新闻网

曾经作为塑造着男性个体的性/别意识、气质和作为与其他男性以及整个共同体形成的互动与联系的性资本,如今虽然依旧承担着这样的旧职,巩固着传统性别制度,区隔着两性在其中的等级和差别对待。

伴随着周扬青微博的爆料所引起的全网吃瓜和舆论,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关注焦点大都是她的微博文中所提到的几个关键词,无论是“看伴侣手机”是否合适,情侣间的出轨、还是对“多人运动”这一婉约说法的揶揄、恶搞和讨论。在其背后实则依旧隐藏着许多存在于此类相似的、尤其是涉及男女两性问题中(例如如今再次发酵的屈楚萧的特殊性偏好,和其对女友PUA或是伤害的新闻)的线索,而根据它我们也能再次发掘出那些弥漫在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性别制度的运作,以及其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力量与影响。

罗志祥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此次事件中存在的诸多特殊性都应该指出来。首先,爆料的是明星的女友,并且在其爆料中涉及许多私人——尤其是性生活——问题;另外就是被爆料者是男明星。而也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状况背后所隐藏的某些问题,才会导致当下我们所看到的舆论趋向。

明星的私生活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如果这一话题还涉及性,则必然炸锅。然而按照往日的趋势,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爆料不仅可能导致被爆料明星由此声名扫地,遭到舆论强烈地排斥和批评【最典型的便是明星因为(婚内或婚外)出轨问题】;也可能产生此次我们在关于罗志祥的舆论中所看到的状况,即大部分的舆论并未出现过分上纲上线的批评,或是由此产生群情抵制。其中主要偏重的,是诸多网友根据周扬青微博中爆料的几点内容进行了几乎可以说是“十分善意”地揶揄、恶搞和打趣,其中以对“多人运动”的舆论最为典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许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因为此次事件涉及明星私人的性生活,而且因为这一性的“非主流”特色(虽然日常生活中我们听闻、所知或是实践着形形色色的性体验,但在公共以及主流讨论中,它往往隐而不现,或是以某种暗号般的形式进行旁敲侧击的言说)引起了人们窥探欲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几乎是心照不宣的共识。而就如网上许多评论所指出的,对于“多人运动”津津乐道的大都是男性网友。而根据他们的评论中所表现出的倾向和在一系列揶揄背后所暗藏的(潜)意识,展现出的其实就是十分典型的男性共同体的联系网络。

这一“男性共同体”在传统性别制度中,一方面有着坚定的亚博取款出款速度学基础,即建基在“男性”(male)这一生理性别意义上;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想象性。尤其在网络世界中,屏幕的存在使得原本区隔人与人的其他诸如阶级、社会地位、种族甚至国家的范畴被暂时的悬置,最后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也就只有“男性”这一看似本质的标签。

根据朱迪斯·巴特勒在法国社会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和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盖尔·鲁宾观点的基础上所讨论的人类原初禁忌的思想,为了使得部落能够发展和形成联系,除了外婚制与乱伦禁忌之外,巴特勒认为还存在着更为原始的同性情欲禁忌。即男性之间的情欲与性因为无法进行人类繁衍,而遭到压制,由此才使得外婚制和乱伦禁忌出现。这一被压抑的同性情欲便成为异性恋情欲与其结构中无法被抹除的阴影和存在,一直延续至今。

在伊芙·塞吉维克的《男人之间》,她通过研究英国十八十九世纪文学中展现出的性别意识形态,指出男人之间存在着一种被她称为“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的结构。而在其中便产生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代指没有性爱关系的男性之间的纽带(这一关系福柯在其《性经验史》以及其后的采访中也曾稍有涉及,并把它称作“友谊”。在福柯看来,正是因为西方传统友谊的消失,才导致“同性恋”(homosexual)的诞生)。因此,同性之性在此不仅被隔绝且禁止,而且与此同时——巴特勒指出异性恋结构本身是忧郁的,而其原因便是因其无法彻底哀悼被禁止的同性情欲,因此内化成为它自身的一部分——却又是无法被彻底割除。

正是为了维持男性之间的“纯洁”以及杜绝同性情欲的出现,女性的在场便由此变得十分重要。这一现象在我们熟悉的各种三角恋故事中最为常见。两男一女的感情纠葛,看似中心人物是女性,但就如塞吉维克的研究所发现的,实则最终被主要关注与讲述的是两个“异性恋”男性之间的各种冲突、角逐、斗争以及连接。也正是在这里,列维-施特劳斯在其《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所发现的原始社会对于女性的使用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即女性和贝壳(充当钱币)、土地等物质一样,是可以作为不同(男性)部落之间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货物的。也正因此,我们才会在东西方历史中的各种战争中看到,被掠夺的除了金钱和土地之外,女性始终也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而这一结构不仅存在于男性共同体内部,也存在于个体的男性之间。

因此当我们在这样的背景下再看此次关于罗志祥事件的诸多评论和争议时,便会发现其中同样存在着一道隐秘的连结、交换以及对共同体的共享与共建。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周扬青所爆料的出轨和“多人运动”的津津乐道上,还体现在舆论中出现的对周扬青的各种批评、谩骂、羞辱和污名。

人们对出轨以及“多人运动”的关注焦点大都在其所暗示的性能力上,并且也由此展现着一个异性恋男性所能拥有的性魅力,以及对女性的驾驭。在其背后是一个看似古老但却又十分近代的迷思,即在某种程度上,男性的性能力的高低被塑造成一种霸权性男性气质中的重要元素。一个男性的性表现力越高,他的男性气质便“越高”,而其由此所收获的性别红利、在男性群体内部所得到的赞誉,以及因此所能拥有的地位也便随之升高。这一过程本身看似只在男性群体内部运作,但我们不要忘了,异性恋男性“多人运动”的对象都是女性。正是通过对她们以及她们的性的掌握和拥有,才让男性获得在其共同体内的荣誉。

而与此同时,对周扬青的种种谩骂和污名则同样是这一男权的性别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所运作的一个典型手法,即利用传统的“荡妇羞耻”,一方面污名女性在性上的清白,另一方面也由此再次巩固和再生产了传统关于女性的性的种种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而这两者往往是共同运作,且彼此支撑的。

因为女性及其性被用作男性以及其群体之间流通和交换的物品,而为了维护这一垄断地位,性别制度必须拥有对性的掌控权,因此解释性成为它的特权。作为客体的女性,她们时常因其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而由此被粗略地分为“荡妇”和“圣母”两种形象。这一来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男性生活的经验,通过这一二元对立的划分,不仅一方面巩固了传统的性别制度中的两性等级,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内部出现裂痕,从而出现了布尔迪厄在其《男性统治》一书中所发现的问题,即一些女性同样积极地参与和保卫传统性别制度的巩固与完整,成为共谋者。

近几年发生在韩国的诸多女明星的自杀事件,当我们观察其生平所受到的诸多批评时便会发现,围绕着性的污名和羞辱占据其中很大一部分。而当这一点与东亚许多国家对传统中女性“清纯”形象的想象和建构合流后,像崔雪莉与具荷拉这些展现着自己性魅力的女明星必然会遭到主流充满了男权意识的性别制度的围剿。而与之形成对比的便是当我们看到男明星展现其性魅力或是性能力(许多网友根据此次事件,制作出各种各样恶搞的时间作息表,其大都围绕着如何能有足够的精力开展自己的性生活)时,舆论则往往一边倒地对其进行赞美、羡慕和鼓励。

导致这样双重标准的不正是性别制度本身的等级化和不平等吗?在许多男性那里,性越多似乎就暗示着他们能够拥有更多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象征的资本;而在许多女性那里,性则往往是她们被污名和羞辱的最典型手段。而为了抵抗这一强势的传统污名,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在性骚扰性侵事件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层面,女性们为了夺回这一自主权利而不断强调其背后的强制力以及双重标准中的等级化。而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西方女权运动在上世纪中后期在对淫秽色情品的态度中才会产生出坚决抵制的一派。

在与凯瑟琳·麦金农一道发起反对淫秽出版物的安德蕾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看来,一直以来主要面对男性的淫秽色情品是对女性基本权益的侵犯。在其《色情文学: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一书中,她批评传统此类色情中所暗含的强烈男性宰制力和权威便是通过性在发挥作用。而由此唤醒了男性内心深处的本能,将其指向女性。即使有些淫秽出版物本身并没有直接描写暴力,但其人物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男性世界观念的暴力表述。德沃金把它称为“男性真理”。

然而,在这样的双重标准,以及人们对男性的性表现和性能力所流露出的某种“过分”的热情和讨论背后,我们或许也能窥探到某种更隐秘的焦虑。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王德威通过对晚清狎邪小说中那些在烟花柳巷内混的如鱼得水的男性之性的讨论,发现存在其背后的是当时整个男性群体对性的焦虑和不安。在这背后不仅牵连着整个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各种震荡,还与男性本身在新的、未知的未来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等的不安紧密相连。在一个混沌且充满种种意外、无常和迷惘的社会中,男性通过对性的反复言说和讨论,以及对其几乎是痴狂的解构、揶揄、嘲讽与再建,一方面来掩盖自身的性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也希望能通过这一古老的传统来稳定自身的旧日地位和利益。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在其《爱的悖论》中指出,伴随着20世纪性解放所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无所禁忌。性成为人们享受生活、完成自我以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伴随着性话语、言论和表现的层出不穷,在这看似蓬勃的表象背后却是性的枯竭。并且,当这一庞杂且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性的神话的诞生,许多人——尤其是男性——开始承受着更大的压力,即一旦自己未能达到那一完美标准的性表现或能力,则可能会迅速遭到其他人的嘲笑,甚至由此可能遭到在男性共同体内部的排斥与打压。最终,不再是人们控制性,而是性反过来规训和鞭策着每个个体,就如福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性话语爆炸中所发现的现象。

对性的过分推崇最后使得人们对性的焦虑遍生。在此次那些关于罗志祥性能力的赞叹、揶揄和各种吃瓜中,也从侧面反映出参与者们自身对于性的神话的了解与臣服,而在那些诸多教授人们——或许主要面对男性——如何合理分配时间、保障自己精力的恶搞海报中,我们也能发现许多男性对此的焦虑与不安。

曾经作为塑造着男性个体的性/别意识、气质和作为与其他男性以及整个共同体形成的互动与联系的性资本,如今虽然依旧承担着这样的旧职,巩固着传统性别制度,区隔着两性在其中的等级和差别对待;但同时却也在成为新的“大他者”(The Other),掌控着每一个拥有它的个体,让他们为此奔波不断,最终成为其奴隶,而彻底失去了原初性解放所具有的关于个体、人性以及自由、性快乐、开放和多元的生活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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